S&ED：一场错位博弈
S&ED：一场错位博弈 更新时间：2010-5-24 2:28:31 张斐斐
这也许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美国高级官员的“迁徙”。
5月24日，已经在中国旅行一周的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将与国务卿希拉里与财政部长盖特纳会师北京，他们将一起带领浩浩荡荡的200多位美国高级官员，与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与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开始为期两天半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自从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之后，将每年举行两次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合二为一，形成了这场“巨无霸”式的会议。当中国更关注在美资产安全、贸易摩擦以及高科技出口同时，美国人希望中国给予美国企业更多市场准入，给美国财政更大的支持，同时在伊朗与朝鲜核问题上立场与美保持立场协调。
对于这两个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来说，一场错位博弈即将开始。
“高科技出口”与自主创新
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21日在北京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将会在今年夏天之前完成对华高科技出口产品的重新审议。“美国将只对涉及重大国家安全的产品进行出口控制。目前，需要出口许可证的产品只占全部出口的1%。在这1%当中，已经批准了98%，只有2%依然在审议。我们也将加快效益，缩短审批流程。”
但他拒绝评论放松出口的具体领域以及此次“解禁”是否涉及军事、信息等敏感领域，只表示会对所有领域产品都会审议，涉及上千种产品。
骆家辉是于19日在上海时提及放松对华高科技出口的消息的。在此之前，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4月下旬时表示，美国现有的出口管制体系结构过于复杂，存在太多重叠，应将执法力量集中在最关键、最敏感的核心技术和产品。
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制度已经阻碍了美国对华经济出口：以2008年为例，2008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3400亿美元，美国在其中占7%，低于欧盟的9%和日本的14%。
但摩立特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傅忠认为，美国在军事、计算机技术等敏感领域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出品限制放松。“高科技出口问题在美国已经严重政治化了，在中期选举临近的情况之下，奥巴马政府几乎不可能冒着风险改变这一政策。惟一的可能就是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寻求突破。”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DouglasH.Paal对本报表示，即使最后达成这一协议也更多是象征性的远非经济利益的。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在高科技出口限制方面，经常会作一些笨重迟缓的决定，远远落后于科技产业本身发展速度。“这一官僚主义的作为也使得政策本身的经济效应大打折扣。”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美国此举可谓是在S&ED之前向华主动示好，但这绝非不求回报。
在骆家辉与中国美国商会的午餐会上，自主创新这个词的出现频度远远高于S&ED。中国政府在这一领域的相关政策也成为了美国企业与商会组织集中攻击的目标，而矛盾的焦点集中在政府采购协议之上。
“中国自主创新的政策影响了一些在华美国企业的利益，美国政府希望用‘放宽高科技出品’主动示好，起到间接提示与游说的作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表示。
2009年11月，中国科技部联合发改委、财政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最终形成 《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目录》。“这本是中国政府实现可持续发展、节约能源的国家发展战略，但是美国企业担心这一问题会影响到对华贸易投资的公平与透明。谷歌事件使得这种担心达到高峰。”王逸舟说。
事实上，中国政府已在这一领域采取了放松的政策。中国政府在4月13日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扩大对外资开放领域，鼓励外资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并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股票、企业债和中期票据。
针对外资企业争议较大的中国政府采购新规定，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将在规定时间内充分听取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方面意见，以作出最后的决定。
社科院美国所经济室副主任王荣军对本报说，中国并没有加入到世贸的政策采购协议当中，因此不受约束，而美国希望我们能加入，在该领域也实现国民待遇。“中美在这一领域的交锋将成为本次S&ED的主要议题之一。”
金融资产安全
“当然，这两个议题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在本届S&ED当中，我们更关注中国在美金融资产安全，以及美国能否管理好其公共财政的问题。”王逸舟表示。
一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似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本届S&ED的焦点话题。
美国财政部5月17日发布 《月份资本流动报告》――3月份海外投资人所持美国国债金额增长3.5%，其中中国自去年9月以来首次增持2%，以8952亿元继续蝉联美国国债持有国榜首。这意味着一旦欧洲债务危机蔓延至美国，中国将成为最大受害国。
这并非不可能。IMF近日公布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政府目前公共债务占GDP比重高达85%，与希腊的116%相距不远。美国2015年的财政困境在西方国家中排名第五，仅次于爱尔兰、日本、冰岛和西班牙。有学者甚至预测，美国公共债务对GDP的比例将在两年内冲破100%大关，美国将面临主权债务危机。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作为债权国，更有理由与权力去关注美国的财政政策，表达担心，并借S&ED施加影响。”王逸舟说。
受到欧洲债务危机影响还有此前一直热炒的人民币升值问题。
3月初，随着美国部分议员公开表示应该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之后，人民币问题的争论达到高潮。4月，胡锦涛主席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美国财长盖特纳也推迟向国会提交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货币政策的报告。他并表示，5月末举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将是就此话题推进美国利益的最佳时机。
但事件并没有像美国人的逻辑那样发展。自从4月份开始，欧洲债务危机不断恶化，欧元汇率创下四年来新低，美国市场担心这场欧债危机将会波及美国，甚至引发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债务危机。
傅忠认为，从客观角度上，欧洲的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转移了美国金融领域的焦点，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产生的矛盾也相对出现缓和的迹象。
“奥巴马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稳定市场情绪，中国政府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保持经济增长与就业。短期来看，每个人都在担心欧元贬值引起的市场动荡，双方政府都不希望出现进一步的市场恐慌。”傅忠说。
“如果市场是一个孩子，中美政府就像是父母，他们一方面会说，孩子，别担心，爸爸妈妈不会争吵，但实际上，彼此还是心存芥蒂的。”
中国方面则坚称，汇率问题迟迟不动还是更多地出于本国考虑，而非外部压力。“一方面，国内的经济形势不是那么稳定，不确定因素很多；另一方面，各部门、产业、地区平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好。”王荣军说。
而作为中美之间最重要的经贸议题，人民币问题势必还将存在于本届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日程之内，但双方似乎已达成某种默契。5月20日，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就重申，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强调，在债务危机引起的挑战面前，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应该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保持主要货币汇率的稳定性以为世界经济复苏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朱光耀说，中国与美国之间应该就汇率问题“静悄悄地沟通”。
同时，美国财长盖特纳和财政部负责中国事务高级协调员戴维上周三在华盛顿也表示，美国不会在即将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
“这充分说明双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沟通上，高层之间管道是非常通畅的。”王荣军说。
但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认为，随着盖特纳在6月或者7月向国会提交报告，该议题将继续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大变量。
这也许就是美国人留给中国的时间窗口。
“欧元与英镑持续走弱会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更加复杂化。但欧债危机并没有打消中国需要在货币政策上作出调整的必要性。我预期中国在6月多伦多G20峰会之前开始人民币与美元汇率脱钩的过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DouglasH.Paal对本报表示。
错位，就一直这样存在着。
链接
2010年5月24日-25日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中国北京对话主要成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将与美国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共同主持经济对话，戴秉国国务委员将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共同主持战略对话。两国40多个部门的近50位负责人将参加。战略对话主题：两国有关部门将就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反恐等问题进行对口磋商和双边会见经济对话主题：确保持续发展、互利共赢的中美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经济对话主要议题：
1.评估世界经济形势的最新发展，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推动采取可持续的财政政策，管理好通胀预期，促进结构调整等议题。
2.探讨构建开放的投资环境、促进开放的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3.主要就金融监管改革的进展、金融部门的发展，加强双边和多边协调以及金融部门在促进经济平衡发展方面的作用交换意见。
4.双方将评估匹兹堡峰会以来的进展，探讨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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