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四万亿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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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四万亿”畅想

“创新四万亿”畅想 更新时间:2010-11-16 7:06:19   中国“苹果迷”为之雀跃的iPhone4,苹果一部获利360美元,代工企业仅6.54美元

iPhone4让中国的“苹果迷”们为之雀跃。

然而,央视的报道近日却指出,富士康不得不面对一个很尴尬的数据,《纽约时报》对iPhone4供应链进行了解剖,一部iPhone4苹果公司获利360美元,而代工企业只有6.54美元。

这一对比折射的不仅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弱势,更是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所面临的紧迫形势和产业结构亟待升级的困境。

创新增长、科技突围意味着中国不能再光为他人做嫁衣。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国务院刚刚发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要求,要“结合技术创新工程的实施,发展一批由企业主导,科研机构、高校积极参与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被称为“下一个四万亿”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今年9月敲定。

亟待转型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指出,目前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在25%左右,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的转化率差距甚远。

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近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富士康从事的是“高科技代工”,属于“先进制造业”。

然而,即便是“高科技代工”,依然面临着上述一组数据对比所凸显的尴尬。

“中国制造”亟待转型升级,这是不争的事实。

占中国相当比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多数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只能通过大量代工赚取微薄的“辛苦费”。

当然,所有技术后进的国家,都是从引进、采用和吸收外国技术开始历史性的追赶。

虽然有观点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山寨现象并非一无是处,因为技术创新总是从模仿型创新开始,并逐步走向自发型创新。不过,令人忧心的是,当“中国制造”开始被外部市场的先行者视为某种威胁时,中国的国内企业似乎并未如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企业一样,已经初步形成足够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

“与庞大的经济规模相比,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还是短板,许多重要产业的关键技术仍然依赖于进口。”曾任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梅永红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更多的是依靠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而不是建立在知识和创新的基础之上。

直到2006年,中国政府才确定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国家创新战略。

然而科研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双低”惯性仍在。

王志珍指出,目前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在25%,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的转化率差距甚远。由于科研导向与市场严重脱节,很多成果从立项之初就注定了很难转化。

也有高校学者表示,目前高校应用型科技成果大约一半左右是不具有转化条件的“伪成果”。大批研究成果往往在完成成果鉴定、论文发表、职称评定、奖项申报的“自我循环”后,被束之高阁。

尽管国家制定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战略,但企业显然还没有成为中国的创新主体。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额的比重只有0.76%,远低于发达国家2.5%~4%的水平。

全国来看,有科技研发活动的企业仅为38.7%,有研发机构的仅为23.7%。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8.6%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

由于缺乏创新实践,中国的一些产业一再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

“技术总是在不断地更新换代,如果我们不掌握真正的技术能力,当市场需求变化之后,我们除了继续进行技术引进之外别无选择。”梅永红说。

摆脱惯性

宝马公司最早进入氢能源的应用,则更要追溯至1978年。要知道,那一年正处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前夜,国际油价还在每桶13美元左右,廉价得令一切替代能源都显得无比多余。对于新能源、新技术的渴望和研发,需要长远的眼光和魄力。

如何为强劲增长的中国经济尽可能多地注入科技含量?

面对迫切的经济转型压力,不少中国企业选择走上自创品牌的道路。

富士康的掌门人郭台铭近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却指出:“我们富士康跟我们集团是不做品牌的。”

郭台铭的观点是,他们不做品牌,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分心,集中精力把本身制造这一块做好,是他们的专长。

不过他承认,在代工领域,富士康本身就是一个品牌。

“品牌的背后代表的是科技、代表的是创新、代表的是管理、代表文化,如果要变成一个品牌,我觉得要花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郭台铭举例说,宝马汽车要做一部好的汽车,从研发到制造,从生产工艺的优化到节能减排,他们都要花几十年的工艺才可以做到这个水准。

急欲通过打造自主品牌实现转型的中国企业,可以从国际品牌中学习到什么?在专业领域一以贯之的研发与投入,便是其中之一。

为追求车辆的轻量化,宝马汽车对轻量化车身的新技术、新材料的研发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当1939年宝马公司推出其轻型车代表作BMW 328 Mille Miglia车型时,这种独特的管状车身设计,甚至一个人就可以将整个车身钢构举起。

而到了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这家公司正在酝酿推出一款叫做“超大城市汽车”的新型电动车,该车车身将全部采用碳纤维制造,以平衡因为电池而增加的将近300千克重量。这也将是全球第一款全碳纤维车身的量产车。

超越时代的研发和投入,这点同样不可忽视。就在许多业内人士还在为电动车应该采取什么电池技术路线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宝马汽车已经在其2007年公布的高效动力企业战略规划中提出,将在2020年推出以氢能源技术为代表的新能源车辆。

北京电动汽车研究所原所长、有着将近20年电动车研发经历的袁家桢告诉本报记者,与电动车相比,氢能源车有着更低排放、资源更易获得等诸多优势,从长远看,是发展新能源车的最佳选择。

而宝马公司最早进入氢能源的应用,则更要追溯至1978年。要知道,那一年正处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前夜,国际油价还在每桶13美元左右,廉价得令一切替代能源都显得无比多余。

对于新能源、新技术的渴望和研发,需要长远的眼光和魄力。

实现理想

被称为“下一个四万亿”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今年9月敲定,中央对企业创新的扶持力度进一步提升。

超前的研发和一以贯之的投入,对于刚刚踏上创新之路的中国企业,不仅意味着更多的投资,更意味着思想上的重大转变。在创新资源匮乏的民营企业中,这一点表现尤为突出。

全国工商联在一项针对民营企业的调查中发现,多数民营企业没兴趣或不愿意创新。“我国民营企业已经超过460万家,但真正开展技术创新的微乎其微,即使是在15万家民营科技企业中,有真正技术创新成果的也只是少数,有发明专利和原创技术的更是极少数。”

全国工商联将中国企业缺乏创新动机归结为,第一,相当部分私营企业仍在苦苦寻找使自己可以在市场上生存的核心业务,因此无暇顾及技术进步;第二,有些企业受短期利润诱惑,并不认可创新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

而用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永杰的话来说,在市场上存在诸如房地产等行业巨大利润效应诱惑的情况下,大多数民营企业不想在真正的技术创新上花精力、投资金。

因此,当下最为紧迫的,莫过于加强企业研发意愿和能力的培养。科技部部长万钢近日在2010年科协年会上即明确表示,科技部将把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

其实,早在1999年,中央政府即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试图通过资助初创期企业的技术创新,来撬动整个社会的创新成长。然而,十多年来,这一基金投入总额仅100多亿元。

为促进产学研结合,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国务院下发9号文件,鼓励科技人员深入企业。去年颁发的《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实施方案》中,“促进产学研各方围绕产业技术创新链在战略层面建立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样被列为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技术创新联盟、重大创新平台和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等建设,正全面铺开。

“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中,企业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论是被誉为科技工作“重中之重”的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还是承载着各个产业前沿技术突破的国家实验室,越来越多的企业被纳入其中,并扮演重要角色。

而被称为“下一个四万亿”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今年9月敲定,中央对企业创新的扶持力度进一步提升,在《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企业的主体作用被再度强调,并明确了政府将从财税、金融等多渠道对企业创新进行扶助的政策取向。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秘书长石定寰说,中国正顺应世界科技革命的潮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加速创新,以免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再度落伍。

“这是我们的机遇,把握住了,将上一个大台阶,这将实现我们多年的理想。”石定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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