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关注曾经的国资大管家的铁面与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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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关注:曾经的“国资大管家”的铁面与温情

MBA关注:曾经的“国资大管家”的铁面与温情 MBAChina   2010年8月24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下称国资委)综合楼三楼会议室,掌声再一次响起。这一次,大家是在为一个人的光荣卸任而鼓掌——李荣融强忍泪水,深深鞠躬,心中无限感慨。

作为国资委首任主任,李荣融任期七年零五个月,为2003年以来任期最长的国内部长级官员之一。特殊的职位、特殊的使命也使他有别于其他同级官员。

上任之初,面对当时国企经营之难,甫一成立的国资委在“管好”国企,还是“卖掉”国企之中犹豫不决时,他的观点是坚持“管好”国企。在任期间,李荣融凭借一串几何级增长的数据,使新成立的国资委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李荣融刚上任时,央企数量是196家,他卸任后,央企剩下123家;李荣融接手时的央企总利润为2400亿元,到他离任时,央企实现利润超过1万亿元;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央企进入世界500强之列的,由7家增至38家。

虽然身为曾经的“国资大管家”,但李荣融向记者袒露卸任后的心愿时却表示:“希望也能帮助民营企业,为民营企业的成长作一点贡献。”这一心愿使李荣融卸任后婉拒了不少来自大公司的重金邀请,而选择去高校授课。

“授课的方式离实现我心愿的距离最短。”李荣融说。2011年,李荣融一共在清华讲了4次课,授课主题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这是作为“教授”的李荣融首次接受媒体专访,在近4个小时的采访中,坐在记者面前的他,语气、神态与在任时没有两样。并且,尽管李荣融的身份已经从“国资掌门人”转变为“教授”,但他未改初衷——培育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是实现中国强国梦想的必由之路。

实现心愿的最短距离

那些聆听李荣融授课的清华EMBA学生,有一半是来自非公企业的高级管理者,另一半则来自国有企业。对于这位教授,很多国有企业出身的学生依然习惯称他为“荣融主任”或“李主任”,大部分来自非公企业的学生则以“李老师”、“李教授”相称。

早在经贸委工作的时候,李荣融就开始研究制定非公企业的相关政策。在李荣融看来,中国的民营企业面临四个“不足”:信息不足,信用不足,遇到困难时获得的帮助不足,学习培训不足。直接给EMBA学员讲课,不但可以将自己对企业的理解和经验传授给他们,还可以通过集中讨论的方式获得共识。给企业家上过几次课后,李荣融感觉,当老师可能是实现他“为非公企业做点事”的心愿距离最短的方式。

在外人看来,国企和民企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实力上,都有天生的“鸿沟”。前者根正苗红,后者野蛮生长。而李荣融则多次公开表示,央企和民企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团体,“资源配置缺了中小企业能配置好吗?要提高配置效率,把中小企业都拿掉会好吗?把非公经济都拿掉会好吗?绝不会好的。历史已经证明,纯国有是不行的”。

在清华EMBA,李荣融具体的课时会根据教学进度进行调整,授课主题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内容主要包括国有企业的变化及历程和搞好企业的主要措施。虽然讲授的更多的是国企的经验,但李荣融强调说:“核心就讲一个题目,怎么搞好企业。”在他看来,通过对国有企业近几年的成就进行分析,也可以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为了扮演好这个新角色,如今的李荣融将大部分课余时间用于备课。“要把这个课讲好,我前期工作量很大”,“有时候,我要考虑怎么讲才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常常晚上睡不着觉。”李荣融说,“当然,还是在国资委的时候,睡不着的次数更多。”而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和副局长楚序平是他的得力“助教”,接受本刊专访时,除了秘书,这二人也陪同李荣融左右。

无疑,每一次上课,教授李荣融都会成为学员们关注的焦点。每一次课间休息,总有一群学生围着李荣融展开激烈讨论。清华EMBA2004级校友、中亦安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杨进说:“李荣融老师的经历使得他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的课给了我们一个观察中国经济运行和企业经营的不同的视角。”

铁面与温情

作为教授的李荣融,延续了他担任国资委主任时期的工作风格。

他会根据学生的提问和对问题的具体理解,不断修改讲稿。在修改过程中,他会再三考虑学生更容易接受用哪种方式、从哪种角度讲课。“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少讲套话、空话,努力讲有用的话,这样人家才愿意听。”

以往,国资委每年召开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之前,李荣融同样要亲自去各家央企调研,历时好几个月收集材料。“好多材料别人看不了,只能自己看,所以我每个星期都加班。”

无论是作为国资委主任还是教授,李荣融都强调“讲规矩”,因此给外界留下敢于直言、说一不二的印象。国资系统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李荣融两个“不轻易”的工作风格——重大决策不轻易定,定了不轻易改。

“在制定政策的过程当中,你应该耐心听取各方的不同意见,这也逐步形成国资委的重要风格。”李荣融说,“定了的事不能轻易改,朝令夕改搞不好事情。应该有这个自信,因为定的过程很严密,方方面面的意见都听到了,近期的、中长期的利益都考虑到了,就不应该轻易修改。”

这一工作风格使李荣融“得罪的人多了”,他认为,平息这些人内心不满的关键是“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

对央企进行业绩考核是国资委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李荣融开创了对100多家央企进行分级考核的方式。这一方式推行之初,引发了部分央企负责人的不满,尤其令考核成绩靠后和考核降级的央企难堪。

一些从A类降至B类的企业负责人试图找人向李荣融说情,“荣融主任能不能把我们企业往前再推一下到A类”,“荣融同志你看看这个企业的情况,人家工作得不错”……李荣融说:“这时候我会反过来打电话问他们,数据有没有错漏?其实我知道不会有错漏的,都核了多少遍了。如果数据没有错漏,我说这个你得谅解了,你数据在哪一类就是哪一类企业。”

第一年考核,有两家央企排到最末位的D类,这两家央企负责人上午开完通报会后,中午饭都没吃就回去了。其中一位央企负责人对李荣融说:“我在这里吃不下饭,回去也吃不下饭。”

这样的工作作风,使得他周围的人评价李荣融是“最不像上海男人的上海男人”。不过,李荣融表示,自己在基层时也是个老实人,“受的欺负也不少”,所以当官后给自己定下宗旨,不让老实人吃亏,只有竞争上岗,才能使每个人机会均等,“你只要有条件你就来竞争,竞争不上,你自己再努力”。#p#分页标题#e#

李荣融常跟国资委里的年轻人说:“如果跟我三年没长进,不是你不行,是我不行。如果你一直很留恋这个岗位,舍不得离开,就表明你还不行;如果哪一天你感觉自己离开这个岗位随时都有饭吃,那你就行了。”

在家庭生活中,李荣融还有鲜为人知的细腻温情。

有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假期过后,彭华岗问李荣融“五一”都干吗去了,李荣融说:“没干吗,劳动节,我把我们家玻璃全擦干净了。”接着他饶有兴致地向彭介绍起自己擦玻璃的“学问”:怎么能把玻璃擦干净,怎么判断是不是擦干净了。

李荣融还是一名烹调好手。李荣融的弟弟结婚,婚宴上的菜全是他一手烧制。李荣融在家常是夫人洗菜、自己炒菜。以前李荣融在家还经常拖地板,“现在我腰不好,拖地板什么的只好让夫人去做”;每次出差,李荣融从不叫夫人替他整理行李,都是亲自整理、亲自熨好衣服。

无论做什么,李荣融都精益求精。不做的事情不涉及,要做的事情必须做到极致、最好。

“国企强则国强”

虽已离任,如今身为教授的李荣融,仍密切关注着央企的发展。

有一次出差,他看到机场航班因大雾晚点现象严重,赶紧给时任国航总经理孔栋和东航总经理刘绍勇发短信,“你们要尽快改进,可能后边还会有类似情况,要及时和乘客早沟通,有情况早通知”。

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言谈间,李荣融流露出对央企的至深情感。而针对外界从未停止的“国进民退”、“央企垄断”的质疑,李荣融则很少回应,因为他对这些观点“不屑一顾”。

“在垄断问题上,我认为央企背了黑锅。你怎么不去骂美国呢?波音和埃克森美孚还不算垄断吗?”李荣融认为规模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相反,一个行业中如果没有主导企业,仅仅依靠中小企业,是不可能有国际竞争力的。

李荣融是“国企强则国强”的坚定信奉者,并将国企做强做大的信仰上升到政治高度。他如此比喻国企对中国的重要性:“一个家庭如果父亲下岗,那对这个家庭是灾难,孩子的命运从此会发生重大转折。”

在李荣融的带领下,央企将履行社会责任放在重中之重,甚至不惜承担诸多政策性亏损。尽管这与传统的市场经济规则相悖,但李荣融认为,帮助央企树立责任感,是他执掌国资委最宝贵的工作结晶之一,“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党和国家、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辜负希望”。

关于如何深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在李荣融卸任之后,反而达到了某种难言是非的高潮。比如2011年“两会”期间,各界掀起了一股关于央企是否应该提高分红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国资委保持了一贯的低调。

李荣融同意央企应提高分红比例,不过,他强调,要做到的是可持续分红,而不是一次分完了,明天公司就关门。

“分红跟企业自身的发展要有一个合理比例,要考虑企业拥有足够的能力来支付未来的分红,也就是可持续分红的能力。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不太主张提高分红比例,原因就是还没走到那一步,应该留点钱给企业自身发展。”

不过,李荣融认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当前应该逐步提高分红比例,提高投资者信心。“现在股市下跌,怨声更多了,股指回到10年前。股民实在太辛苦了,10年储蓄再怎么样还有点回报,炒股一点回报都没有。”

李荣融觉得现在的股民太辛苦了,为了了解股民心态,他甚至想卸任后也去炒股。“我想炒股并不是想赚钱,就是想了解股民的心态。”但为遵守相关规定,他并没有真的去炒股。

由历史来打分

李荣融卸任后,外界猜测他留下不少遗憾。对此,李荣融毫不犹豫地说:“没有遗憾。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努力去做了,我尽责了。”

2003年上任之初,李荣融去中央党校上课,党校有的老师认为国有企业搞不好,应该私有化。他坚决不认同这些说法,美国的一篇关于私有企业的论文给了他反驳“国有企业搞不好”的论据:私有企业能持续经营超过三代的不过5%,而且这5%里头大企业并不多,不少都是开饭馆、家庭旅馆的。尤其是在2008年,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美国雷曼兄弟公司也破产了,这让李荣融更加坚定了“企业好坏与所有制没有必然关系,只有遵循企业发展规律才能搞好企业”的观点。

如果单就个人的业绩评价,李荣融领导中国央企走过了发展最为迅速的7年,“国企能够管好”已被央企剧增的利润证明为事实。而且这个事实,似乎还证明了某种经济理论的正确,即认为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本身,就企业运行管理而言,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李荣融相信,只要十六大制定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不变,国企改革将会延续此前的思路继续下去。“没有这样的体制,就决不会有国资委今天的成就”。

回顾李荣融主导国资委的七年零五个月,可以看到,历史给了李荣融难得的改革机遇,李荣融显然也抓住了这一机遇。不管外界对他主导的改革是赞扬,还是抨击,“李荣融”这个名字,已镶嵌在中国国有经济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之中。

采访结束之际,李荣融拒绝给自己打分,他说,“今天打的分,并不等于明天打的分,最终还是要由历史来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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