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12军野战医院二分院，于1951年3月21日随志愿军12军入朝参战，历经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反细菌战、上甘岭战役、东海岸反登陆备战……。抗美援朝胜利后12军1954年回国，二分院调志愿军后勤部继续留守朝鲜，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从1951年3月21日到1955年10月下旬，在
朝鲜四年七个月
（4.7,跟我有缘啊），整整55个月的峥嵘岁月！回国一年后全员无偿转业番号取消，百分之百的
为战而生因和而终
。
根据手中一些老前辈的回忆录，尽量还原一下当年父辈们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第一篇：
为战而生--志愿军12军野战医院二分院组建。
目录
一，为战整编志愿军第3兵团12军
二，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四总队
三，为战而生的野战二分院
四，美中不足的换装
五，抗美援朝医疗救护体系
一，为战整编志愿军第3兵团12军
1950年10月25日，先期入朝的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战，后面连续的四次战役重创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战线从鸭绿江边推进到三八线以南。
1950年12月1日，刚刚完成川东、黔东北地区剿匪任务的二野三兵团12军接到赴朝参战的命令。兵团首先对12军机构进行了调整：命令12军36师的107和108两个团及34师的102团，调离12军建制，继续留在川东军区担任剿匪和警备任务。原36师的106团调归34师，11军31师调入12军建制，由此组成志愿军12军，军长曾绍山、副军长萧永银，下辖31、34、35三个整师。
作为第二批志愿部队的
志愿军3兵团领导机构则是专为入朝参战而组建
的！他于1951年3月在北京成立，志愿军3兵团及指挥机关由第二野战军负责组建，兵团司令兼政委由原二野第四兵团司令/西南军区副司令员陈赓担任，原二野第三兵团副司令/12军军长王近山任副司令。志愿军3兵团入朝时候，陈赓因身体原因推迟入朝，3兵团实际领导是王近山。1951年6月陈赓后入朝任志愿军副司令兼任3兵团司令。
新组建的志愿军3兵团完全不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志愿军3兵团下辖的三个军：12军、15军、60军分别来自：
两个野战军
（二野、一野），
三个兵团
（3兵团、4兵团、18兵团），
五个军
（10军、11军、12军、15军、60军）。
组成志愿军3兵团的12军、15军和60军，三军溯源寻根，同出一脉，历史渊源颇深。
新改编的志愿军3兵团第一主力军就是来自二野第3兵团的12军（军长王近山），改编后王近山任志愿军3兵团副司令，原二野11军军长曾绍山出任志愿军12军军长，副军长肖永银。曾绍山跟王近山可是太有渊源了，在
红军时代，王近山是红四军28团团长，曾绍山是1营书记。
12军下辖三个师，原34师（师长尤太忠）和35师（师长李德生）都是源于晋冀鲁豫野战军6纵，而新编入的31师（师长赵兰田，后任15军军长。1969年12月31师改称第12军36师）来自11军，源于晋冀鲁豫野战军3纵。
新编入的31师91团（团长李长林，上甘岭战役时任31师副师长）这次编入12军，属于“回娘家”啊！
31师91团
的前身是抗战时期的“虎团”-
129师385旅769团
；抗战首战夜袭阳明堡，后面陆续参加响堂铺伏击战、血战狮脑山、强攻关家垴等战斗，被八路军总部誉为“
太行山的拳头、主力中的主力
”。在
陈锡联
任769团首任团长时，
曾绍山
任769团参谋、
李长林
为连长；
王近山
是769团第二任团长、11军副军长
郑国仲
是第四任团长、新调入的31师师长
赵兰田
是第六任团长、12军35师师长
李德生
是第七任团长。这么多战将都出自抗战虎团769团，绝对是同源同根一脉相承！另外改编后的12军卫生部部长
张立山
、12军随营学校卫生科科长
王泰云
和12军野战医院二分院院长
孙瑞发
，也都是出自于八路军769团。
王近山、曾绍山、张立山，好嘛，来了个“三座大山”。在红军时期，
王近山是红28团团长、曾绍山是一营书记、张立山是卫生队长；
“三山”之间，
张立山救过王近山，王近山救过曾绍山
。
志愿军3兵团15军，军长秦基伟，来自二野第四兵团（兵团司令陈赓），源于晋冀鲁豫野战军9纵；而新编入的29师来自二野第三兵团10军，源于晋冀鲁豫野战军2纵，29师师长张显扬，也出自769团。而二野10军军长杜义德更是跟12军前身的6纵关系密切，他是王近山的老搭档原6纵政委，现志愿军3兵团副政委，还是搭档。
而新编入志愿军3兵团的60军，来自一野18兵团（兵团司令徐向前），源于晋冀鲁豫野战军8纵，现任60军军长韦杰曾是晋冀鲁豫6纵的副司令，其下属179师的前身是临汾旅，而181师是中原突围的皮旅。
这样看来就非常明白了，志愿军这个兵团为什么要定为“3兵团”，那是因为其三个军来自解放军的三个兵团，所以组成的志愿军兵团
番号就定为“3兵团”（不是第三兵团）
。
志愿军3兵团12军1951年3月21日入朝，4月22日首战投入第五次战役，紧接着就是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金城防御战）；1952年10月从金城防御阵地换防下来，马不停蹄接15军完胜上甘岭战役；1953年1月，转战朝鲜东海岸元山反登陆作战准备；1953年春3兵团司令部兼志愿军和人民军东海岸联合司令部，王近山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杜义德为政治委员。1953年4月18日，许世友任司令员（王近山轮换回国），曾绍山为副司令员。1954年12军胜利回国。但是12军野战医院二分院（后改医疗二所）调志愿军后勤部改名“3205外科机动医院”继续留守朝鲜，直到1955年10月才返回祖国，直接进驻台海前线厦门。1956年10月全员转业铁道兵第一军。
二，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四总队
改编后的志愿军12军各级战斗单位几乎都配有文化教员，医疗卫生系统也增加了大量的学生兵，使得部队的整体文化素质大大提高，这些新生力量都源于当年的
二野军大三分校四总队
。
“二野军大”全称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
。其前身为1948年3月，在河南省鲁山县城建立的豫陕鄂军政大学。1948年8月，更名为中原军区军政大学。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同年5月4日，进驻南京孝陵卫，中原军区军政大学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校长刘伯承）。同时二野所属各兵团也相继成立分校，如二野第三兵团为三分校/校长陈锡联、第四兵团为四分校/校长陈赓。二野军大三分校下设四个总队，原第三兵团办的学校为一总队，其余10军、11军、12军所办的学校分别为二总队、三总队、四总队。
二野第三兵团12军于1949年6月在浙江兰溪女埠，把军部军政干校及所辖34、35、36师的军政干校合并，正式成立了二野军大三分校四总队，招收了第一期学员约1200人（四总队总共招收了三期学员）。总队长调12军35师副师长宗凤洲担任。当时12军34师（师长尤太忠）卫生队长孙瑞发也调到四总队卫生所任所长。
前左一36师刘金玉中间34师孙瑞发……
1949年秋，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时，三分校四总队一期学员下连队与战斗部队一道进军西南解放重庆。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四总队于1949年12月分别在重庆的嘉陵新村、大坪、北碚、以及后来的合川，分别设点招考第二期学员。原计划招生2000人，结果扩招到9个大队（含一个征粮大队），38个中队；每中队有4个区队，每区队3个班，每班10~15人，总共招收6200多人。各招生点的学员，先后到山洞林园集中，进行编队和入学教育，1950年1月上旬，四总队奉命到合川城关驻扎，并于2月初在合川体育场举行了军大三分校四总队的开学典礼。
看护训练班男兵班
四总队的一些直属单位也趁机进行的扩编，其中总队卫生科和卫生所也设立了一个“看护训练班”，由卫生科（科长
苏棣
/副科长
刘子文
）和卫生所（所长
孙瑞发
）一起招收高初中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包括四总队学员），直接列入军大三分校四总队卫生所的正式在编人员。总共招收了四个女兵班、一个男兵班，约60多人。看护训练班的学员有大学生陶嘉素、贺家贞、中共地下党员王传珍、从立信会计学校（高三）直接参军的袁素芬、青年学生杜文屏、何昌信……等，这些学员全部属于直接参军，录取后每人两套新军装。女兵一套春秋夹衣“列宁装”、一件夏装苏式女兵“布拉吉”连衣裙，还有一个大檐帽。紧跟着立即投入边学习边实践边工作的紧张生活。
袁素芬入伍留念
看护训练班的课程，主要是从实际出发学习军队医疗救护、卫生防疫、药理……。刘子文科长（12军政治部主任李开湘妻子）还组织护训班学员贺家贞、张孜、王传珍、王萍四个四川女兵学习了简单的产科业务。
三分校四总队二期学员大部分的正常毕业时间是1950年7月。卫生科看护训练班已经正式编入卫生所，不存在毕业分配问题；但是由于总队工作的需要，还有部分学员是1950年4月底提前毕业的；另外一、二大队的学员是6月毕业，多数是下连队任文化教员，少数进机关；其他几个大队7月毕业，基本分配都是文工团员、文化教员、各机构工作人员；特别需要说明，当年还有100名女学员，毕业分配到18军，随后进藏贡献高原几十年。
1950年10月，国庆节刚过没多久，军大召开了抗美援朝动员大会，台上领导刚说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祖国人民交给我们的神圣任务，祖国在召唤我们去支援朝鲜，新的进军号吹响了……”，不等首长再说下去，台下全场军人/学员已经沸腾，举手高喊：“我们要去抗美援朝，上战场，到战争前线去！”12军卫生部部长张立山诙谐的讲到：“你们将要去的地方是很远很远的北方，那里的冬天特别寒冷，冰天雪地滴水成冰，甚至在野外流出的鼻涕、解出的小便，都有可能立即冻成冰棒……你们要做好充分吃苦的思想准备……最后听上级的安排和命令……”。遇到这些热血青年，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没等散会就开始写请战书。袁素芬、姚必娴、王星明、吴静思还把申请书写了两份，一份交领导，一份贴到营地的墙上。
12月下旬，接到通知：
军大卫生科卫生所全体整建制奉命出川，到华北去练兵！
就在二野军大三分校四总队轰轰烈烈开学之际的1950年2月，由陕西省西安市南下的西北军事政治大学大部也进入四川，与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合并，而后组成了西南军事政治大学。刘伯承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刘伯承调中央后，校长由贺龙兼任，政治委员由邓小平兼任，徐立行任教育长。下辖川东（校长王近山）、川南、川西、川北、云南、贵州、西康等分校和第八分校。
1950年5月（四总队已经有部分学员提前毕业了），二野军大第三分校改名称为西南军政大学川东分校，王近山兼校长，谢富治兼政治委员。对四总队一、二期学员来说，跟改名后的西南军政大学川东分校交集太少，基本没什么影响。
1950年10月至11月，四总队（应该是以西南军政大学川东分校的名义）又招收了第三期（最后一期）新生800人，组成两个大队，另有从部队送来的班排长进修，也组成两个大队，总共四个大队约1600人。这期学员，在合川学习了一个多月，于12月底，由重庆经武汉先后到达河北省辛集参加整编，同时四总队改编为12军随营学校，1951年3月19日到辽宁省宽甸县继续学习。
12军随营学校（四总队第三期）的四个大队，分两批入朝。1951年5月上旬，三、四大队（进修生）入朝；1951年11月下旬，一、二大队的入朝，大部分留在12军。
顺便提示一下，1951年，西南军政大学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1952年，第2高级步兵学校迁往哈尔滨，改建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三，为战而生的野战二分院
1950年12月下旬，志愿军12军开始出川，进入“
国防机动位置
”，到华北练兵。当时入朝参战属于机密任务，部队出发，规定所有指战员，不准写信，不准与亲友告别……。军大卫生所全员步行到重庆，然后坐船到汉口，改乘焖罐火车继续北上。
1951年1月27日，12军所属部队陆续抵达德石路沿线，12军部驻扎辛集、31师驻晋县、34师驻深县磨头、35师驻深县。
军大卫生所全员驻扎辛集镇摇头村
；军大三分校四总队被改编为12军随营学校驻辛集新垒头村。
志愿军12军卫生部整改其直属医疗卫生系统，成立了12军野战医院，军大三分校四总队卫生科科长
苏棣为总院院长
；总院仅仅为管理机构，下设有六个实体分院；其中以二野军大三分校四总队卫生所为核心，改编组成了
志愿军12军野战医院二分院
，全院100多人，原卫生所所长
孙瑞发任院长
。全院约90%的医务人员都是来自二野军大三分校四总队卫生所的指战医务人员，也有护训班的学员调到别的分院，还有部分三分校四总队毕业分配来的一二三期学员。后又逐渐调入副院长邵书凯、协理员郭来书（后任教导员）、医务室主任李富义等领导。当然配套岗位翻译、文书、文化教员、政治干亊（军大二期学员）也陆续到岗。更重要的是通信班，负责二分院营地与外面（上下级）的通信联络畅通，分有内勤外勤通信员和架线等。
1月底的河北，尽管已过最冷时节，但仍然是冰天雪地，南方战士还是第一次看到雪，四川发的薄棉衣根本抵御不了北方的风寒，若是晚上在外要不停的活动才不至于冻坏。想起张立山部长说的朝鲜这里还要冷的多，那就把这里当适应训练好了！
摇头村也是老根据地，二分院到达时候老乡们已经准备好了足够的房屋，所有人分住不同的地点。女兵住处最热闹，村里年轻姑娘们对女兵特别喜欢和好奇，常常翻墙过来和女兵们谈天。
在这里二分院过了建院的第一个春节（后几年的春节都在朝鲜了），这也是很多新兵离家的第一个春节。春节前贺家贞班长与文书忙着给村里200多老乡家写春节对联。除夕日官兵们分两路敲锣打鼓送到老乡家。春节吃饺子，二分院的女兵跟炊事班一起动手，包了很多饺子，也给老乡们送了许多。跟老根据地人民一起过了热情洋溢的春节，也给指战员们带来不少的温暖。
1951年3月整编完成后，志愿军12军在河北束鹿辛集举行了营级以上干部的赴朝参战誓师出征大会。卫生系统誓师大会后与会者合影留念，会餐时大块猪肉大块豆腐白馒头管够，竟然还有红葡萄酒（缴获的酒），不过那些红军/八路干部，根本不知道也喝不懂葡萄酒，都觉得没有中国白酒好喝。喝到兴奋时，张立山拉着孙瑞发开始各桌“打通关”。多年后跟苏棣吃饭时候他还说：老孙是真军人，豪爽！可以大口肥肉，千碗（没杯子）不醉……。
有太多的医务人员出自129师野战卫生学校
就在这个大聚会中，有三个老战友相聚重逢了！时任12军卫生部副部长
雷铭奇
、12军随营学校卫生科长
王泰云
（老红军）、12军野战医院二分院院长
孙瑞发
三人，他们是抗战时期的战友，分别十几年后又在辛集相遇，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幸庆大家不但活着还“零件”齐全的又相聚，于是隆重举行一个仪式合影。
雷铭奇与孙瑞发同年同月加入八路军115师
，雷铭奇直接总部卫校上学，孙瑞发转到769团。1945年雷铭奇到6纵时候，孙瑞发已经去北方大学医学院，竟然多年后又同处12军军部并在辛集相逢；
王泰云与孙瑞发于769团卫生队中相识
，1940年7月-1943年7月，王泰云（王太云）是129师野战卫校军医科（1946年2月改名为北方大学军医科）第六期的学员，而孙瑞发是1945年3月-1947年1月的北方大学军医科第二期的学员，各自毕业后天各一方，如今辛集又相遇。
12军很多医疗卫生系统的领导都出自“129师野战卫校”，时任3兵团卫生部副部长兼12军卫生部部长
詹少联
是1937年的首期学员；志愿军12军卫生部部长
张立山
是1939年的第三期学员；军大三分校四总队卫生科科长
刘子文
（政治部主任李开湘之妻）是1940年的第五期学员；
王太云
（上学时候名字）是1940年第六期学员；
孙瑞发
是1945年北方大学第二期学员（野战卫校1946年改名北方大学医学院）……。
合影后三人回到各自岗位，入朝参战。1953年年初雷铭奇先期回国，1954年4月王泰云随12军一起回国，1955年10月孙瑞发才率外科机动医院回国，但没回到12军，三人再没机会相见。
志愿军12军是当年129师的底子，当年河北/山西参军的战士，现今大多数都是中基层领导干部，进驻辛集离家距离都不远了，确实也有一些家属来访，但是绝大多数干部根本没有时间探望或告知家中父老。12军野战医院二分院院长孙瑞发的家（今新乐）距离辛集仅仅80公里，因为工作紧张根本没有时间回家，后来上级领导特地把孙瑞发的父亲从老家接到驻地，时隔14年跟亲人第一次团聚……。
整训期间，军后勤机构进行了调整与扩充，除设立六个军野战医院分院，各师还设有师级野战医院，团一级加强了卫生（所）连，并组建了担架连、辎重连。全军共有汽车100多辆、马车300余、手推车1000、担架600多……。
1951年3月12日，换装整训后的12军开拔，奔赴抗美援朝前线。二分院出发时，瑟瑟寒风中，驻地乡亲们都来热情相送，路两边欢送长龙一眼看不到头，都来送别子弟兵出征。有的老人拉着小姑娘女兵的手不住落泪，让二分院的老兵新兵们感动的热泪盈眶……。
部队乘火车由河北出发，经天津、沈阳、凤城，于3月19日到达辽宁省的灌水、永甸、长甸、宽甸地区。
四，美中不足的换装
全军在河北整编与训练，为提高战斗力，各师还配属一个高炮营，各团成立了炮兵营，下辖无后坐力炮、迫击炮、高射机枪各一个连。第二批入朝的志愿军已经形成了以苏械为主，美械、日械为辅的装备模式。其中轻武器包括手枪、步骑枪（水连珠步枪）、冲锋枪（转盘冲锋枪）、轻机枪等主要为苏械或仿苏械，重机枪以及各型迫击炮、火箭炮、无后坐力炮、战防炮、榴弹炮、加农炮则以仿制、苏械、美械、日械混合使用为主。尽管跟美军相比差别还是巨大，但也是今非昔比了，也算是美中不足吧。
按照当时解放军最理想的火炮编制情况：每个步兵连要有1个60炮排，装备3门60毫米迫击炮；每个步兵营有机炮连，装备6挺重机枪、3门82毫米迫击炮和3具火箭筒；每个步兵团有步兵炮连和重迫击炮连，合计装备10门炮；每个步兵师有山炮营，装备12门山炮。
这样我军一个师的火炮满配数量为：
12+3x10+3x3x3+3x3x3x3=150门火炮，几乎没有重炮。
而根据《美国陆军在朝战中的军事行动》中的资料，当时美军标准步兵师的火力配置为：下辖一个炮兵团，炮兵团拥有105毫米榴弹炮营3个和155毫米榴弹炮营1个，每营18门炮，一共72门重炮。除了支援火炮，还有一个师属高炮营装备32辆双联装40毫米自行高射炮共计64门。在步兵团的装备中，每个团有重迫击炮和反坦克炮连各一个，每个连一般配置火炮为12至16门。每营下辖中迫击炮排和75毫米无后坐力炮排各一个，每个排一般配炮3-4门；每连下辖轻迫击炮和57毫米无后坐力炮班各一个，每个班一般配炮2-3门。
这样美军一个师的火炮数量是：
72+64+3x16x2+3x3x4x2+3x3x3x3x2=466门火炮，其中重炮72门。
说到换装，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支援，包括武器装备、人员技术和经济项目，为中国赢得战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也有人认为，志愿军是依靠苏联支援的武器才打败“联合国军”。实际上，苏联援助的首批武器是在第四次战役期间才装备到志愿军手中，而整个战争取得较大战果，打得酣畅淋漓的却是抗美援朝前三次战役。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首批部队入朝作战，包括38、39、40、42军，炮兵1、2、8师，第一次战役打响后50、66军也开入朝鲜，总兵力约29万余人。首批入朝的部队，就步枪来说就有美、苏、德、日等多个国家制造的，国产的也有好几种。为了统一后勤供应，出国前志愿军尽量统一了轻武器，考虑到影响淘汰了中正式步枪（该枪上刻有中正二字），只留下日本三八式、汉阳造七九式以及部分苏式和美式步枪，还有一些战士手中已经是美式冲锋枪、卡宾枪。当时志愿军武器总体情况是：炮火老旧、型号杂乱、口径小射程近、弹药不足。所以当时的共识：面对机械化的美军部队，要有4：1甚至5：1的兵力才能有把握围歼。
然而就是凭借手中这样简陋的武器，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1月8日，经过艰苦卓绝惨烈的抗美援朝的第一、二、三次战役，我志愿军成功的将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击退至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并占领汉城。
志愿军每个战士的装备，有手枪、步枪/冲锋枪/轻机枪、子弹150发、手榴弹4颗、急救包4个、背包、小铁锹、干粮袋（高粱米和炒面）、自用品，还有一块可以作雨衣、帐篷、睡垫、担架的“多功能雨布”……。医务人员还另外有一些医疗用品，每人负重多达数十斤。
五，抗美援朝医疗救护体系
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元帅曾多次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应归功于后勤”。这里的后勤，运输能力首当其冲，但是战伤救护力量等卫生医疗救护的保障，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
志愿军的救护力量可谓是“举全国之力”。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仅东北地区农民参加过抗美援朝担架队、运输队、民工队的就有61万，其中随军入朝的有21 万多人。1951年2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发出“组织志愿援朝医疗队”的通知。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组织起了各种医疗队、手术队达80多个。有9支医疗大队、36支手术队到了朝鲜前线。时至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前(1951年4月)，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后勤队伍已由最初的3个分部、7个汽车团、6个医院和3个担架团等，扩充到了6个后勤分部、31个大兵站、39个医院、11个汽车团、17个辎重团、8个人力运输团、8个警卫团、11个担架团等，总计18万余人。至1951年6月底，国内共向朝鲜前线运送了战救药物 40多万公斤，汽车8459 辆，大车3473台，手推车25157台，担架14093副。另外还动员了民工大车13152 台。这些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战救卫勤等工作。
12军野战医院二分院是第二批入朝参战的部队，志愿军经过几个月的浴血也获取了相当多的经验，基本完善的采用了阶梯救治体系：连-营-团-师-军-后方兵站。
连设卫生员
，负责火线抢救。连卫生员是最基层的急救人员，作战时的任务是从敌人的炮火下抢救伤员，施行阵地急救，包括临时止血、初次包扎和暂时固定等。然而阵地上伤员的抢救，单靠卫生员是不够的，整编时给战士发急救包，教授了战场上自救互救基本知识。据统计，在整个五次战役期间（1950.10-1951.06），战士的自救与互救率甚至超过了卫生员的救护比重：卫救45.4%，自救34.1%，互救20.5%。
营设辅助包扎所
，负责补充包扎，掌握担架力量，及时接回前线伤员；
团设卫生队
，团卫生队的位置一般仍处在敌人重火力射程之内，工作场所及人力有限，故不宜在此进行定型的外科治疗，只是延续或补充连/营卫生员的抢救工作，如加强包扎，放松或更换止血带等；进行初步外科处理，并给于抗休克和抗感染的措施，如保温、补液、镇痛、镇静、抗炎等，分类轻重伤，然后迅速地后送。
师级医院
，是设在作战区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外科治疗机构。负责前接（后送）伤病员，给予伤员早期的手术处理，有条件的留治能治愈的伤病员；不但有分类重/轻伤、后送、掩埋、健康等，还负责战地初步观察、治疗、后送任务；
军级野战医院
，是在卫生部统一指导下，负责本军的卫勤保障，包括组织伤员的阵地救护，早期手术处理和轻伤病留治等。有设备检查、化验、外科、内科、后送等部门，更有机动和后送任务，也负责紧急救治较大的手术等早期治疗。在五次战役以后的相持阶段，凡1个月以内能治愈归队作战的伤病员均留军野战医院治疗，超过此期限的伤病员则组织后送兵站医院。
后方兵站医院负责专科治疗康复疗养，转送回国。
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范弗里特说：
“以个人而论，中国士兵是一个顽强的敌人。中国军人在驻北韩两年半中，他们发动许多次进攻，并作长距离推进……他们没有防弹背心，没有钢盔……他们所携带的数枚制造粗劣的手榴弹，爆炸力不及美军的一半。粮食是用米和杂粮磨成粉状而成的，装在一条长管形布袋里，必要时可维持十六天。
中国军队医疗设备简陋，万不能和我们的医疗队、前线救护站以及完善的后方医院相比拟……但是，他们永远是向前作战的，奋不顾身……
”。
到抗美援朝实现停战时为止，在志愿军卫生人员行列中，已涌现出近
7000名的英雄功臣
。三年内共有大小50余支医疗队从国内增援到朝鲜前线。志愿军前、后方医务工作者在抗美援朝期间，共计抢救和医治了383200多名伤员（未含病员），创造了新中国的战伤救护奇迹。
五，后记
1951年3月23日（12军过江为3月21-25日），12军野战医院二分院从长甸河口跨过鸭绿江，
入朝第一战
见后续：
https://m.toutiao.com/is/kFd9ySQ/ - 为战而生--第五次战役中的12军野战二分院 - 今日头条